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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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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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