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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兼职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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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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