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
——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干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暴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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