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笔下创新的文学笔触

贺绍俊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算得上是气盖山河的警句了，但这样的警句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程颐论证寡妇不能再嫁的理由。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就不免感到一阵惊悚，中国的寡妇真不容易，她们自古以来就要承载如此宏大的道德责任。寡妇如果完成了这一道德责任，便有人为她立下一块贞节牌坊，那些用石头垒起的贞节牌坊曾经遍布于乡野村镇，我觉得要让弱小的妇女背负着这么重的石头，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沉重的石头压死，要么是撕下脸面不背这些倒霉的石头。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寡妇的形象往往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石头压死的形象，这类寡妇充满着哀怨和悲凄；一种是撕下脸面的形象，这类寡妇则明显带有作者主观的丑化。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大概就是最为典型的哀怨型的寡妇形象。西方文化对待寡妇显然没有我们如此道德化，因此他们描写寡妇就要随意得多，有一部奥地利的轻歌剧《快乐的寡妇》，写了一位快乐自由幸福的寡妇，竟风靡了世界，至今仍是经典。与鲁迅同一个时代的林语堂也许是多吃了几年的洋面包，他也用快乐的眼光去看寡妇，他在《红牡丹》中写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寡妇牡丹，作者首先卸去了寡妇背上的道德包袱，让牡丹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这样的寡妇形象在中国多少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了。但林语堂笔下的寡妇多半都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贵妇，他将自己所欣赏的西方贵族情调传递在这些寡妇身上显然十分贴切，不过多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如今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也是一个快乐寡妇，但这个快乐寡妇并不似林语堂笔下的其快乐源泉来自西方文化的寡妇，严歌苓写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寡妇，她来自民间，像一只在乡野林间飞上飞下的喜鹊，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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