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李鹏

塑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寡妇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极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觉得严歌苓像一部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她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给了什么，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天真、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时——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她是多么开心啊！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她快活似小神仙。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20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多么史无前例的文学史的寡妇呢，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纵横，幽默感随处可拾，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爱或者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象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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