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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冲突是男人们关于身体与灵魂争夺在世支配权的冲突: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萨宾娜与特丽莎的关系是这种古老冲突的现代再现,托马斯站在她们中间实在难受。
不能忽略,昆德拉关于托马斯的叙事是以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为语境的。“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表达。萨宾娜对“美好”的恶心,是不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呢?
托马斯和两个女人生活在人民道德的“美好”意识形态中,他们对这个世界中人民伦理高歌的“美好”道德有一种生理性反感。托马斯喜欢萨宾娜的原因之一,的确是他和萨宾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托马斯看出人民民主的“美好”意识形态充满“男性幻想”,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做爱、在调情、在诱奸。仅从报纸头版头条来看,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向来“性”致勃勃。在那些编织出来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语织体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词中,有一种虚幻的身体情欲冲动。人民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媚俗。
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隐藏着“男性幻想”,同样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在《笑忘书》中,昆德拉提供了两项证据:卡瑞尔凭靠一个意念的言词才克服了性冷感;"歌德先生"的"那个学生"借助他一句诗意的赞词,才重新燃起爱欲。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法则被颠倒过来:不是爱欲升华为言词,而是言词升华为爱欲。言词与灵魂没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为言词或灵魂的在场提供了所必须的空间——时间性的亲在。在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个体身体的亲在被抹去了。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托马斯和萨宾娜想让自己的身体逃脱血债累累的“历史必然”的“美好未来”的追逐,想学会谈论“自己身体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所谓“整个人类的幸福”不过是与每一个体的肉身无关的意底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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