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一九一一年春季一个星期日我的左眼眯了一粒煤灰有关。

那是圣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冲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试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的十二岁生日礼，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坐落在莫尔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煤灰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朝鼻子方向揉）之类的治疗方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上眼皮里面的小玩意儿就像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泪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生那儿去治疗了。

小孩敏感的脑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桩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满阳光、奢华漂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的蓝影儿，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枝形吊灯慢慢画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后来又进来一位骑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师脸上浮现出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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