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我重访巴黎，听说铁莫菲和丽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离开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她送给我一本她出版的诗集Suhie Gubï（《干枯的嘴唇》），并用深红色墨水在扉页上题词：“一个陌生人赠给一个陌生人”（neznakomtsu ot neznakomki）。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在他的公寓里举办茶会，我在这个场合遇见了普宁和丽莎。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集会，来宾当中有老派的恐怖主义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华的享乐主义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险的青年诗人啦、上了岁数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啦、出版商和评论员啦、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学者啦，这伙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骑士精神，一个流亡社会的活跃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纪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很兴旺，可是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的概念里，由于精明的共产党的宣传，俄国流亡者是指一帮完全虚构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谓的托派分子啦（不管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腐败的反动分子啦、变节或乔装的契卡人员啦、有贵族头衔的夫人啦、职业神甫啦、餐馆经理啦、白俄军团的成员啦，在文化上都没有什么重要性。

普宁正在桌子另一头同克伦斯基展开一场政治辩论，丽莎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仍然带着以往那种赤裸裸的坦率），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铁莫菲和盘托出啦”；可他是个“圣人”，“原谅了”我。幸好她后来不经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会，我在那种场合中荣幸地有时坐在他身旁，有时坐在他的对面，我们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独的小行星上，超脱了那个邪恶而豪华的城市，灯光照在这位或那位苏格拉底的脑壳上，一片柠檬在那用匙儿晃荡的玻璃杯里打转转。一天夜里，巴拉甘大夫、普宁和我坐在布罗托夫家里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学家谈起他的一位表亲柳德米拉，现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尔塔、雅典和伦敦都见过她，突然普宁从桌子对面冲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说的话可千万别信，格奥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实。有一次他居然编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同学，还在考试时共同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谎家（on uzhasnïy vïdumshchik）。”这一突然的爆发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结舌，弄得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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