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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