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跋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〇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秉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

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茨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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