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惟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地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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