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碰见了他。我正在横穿马路，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

我说：“亚当。”

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纯属条件反射。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雨细而密，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灰色的本茨碾在鲜湿的路面上，擦过皮肤般的。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

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我提出来的，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银灰色本茨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一段，然后泊下来。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中国女人，32岁，或者更年少些，更年少些。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60年代入时过，这时红得很绝望。

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亚当。”

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铜色头发束成一支半尺长的马尾，比我的头发长三寸。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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