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前言写后，我想起钱先生的挚友吴忠匡先生写的《记钱锺书先生》（刊于《随笔》1988年第四期），里面引了钱先生的诗，说：“中书（钱先生号）离开湘西，蛰居上海沦陷区时期，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

‘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杜门寂处，写作《围城》而外，只能用诗笔来陶写、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他抚时感事，写下了不少叩人心弦、催人下泪的诗篇。”按钱先生的《谈艺录序》后有附记，写于1948年。附记里说：“右序之作，去今六载”，即序作于1942年。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里面讲到《谈艺录》的创作经过：

“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1939）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谈艺录序》又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沪渎，行箧以随。”

“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可见《谈艺录》的著作，发自冒景璠先生的提议。1939年冬，钱先生到湖南安化县的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好照顾他老父钱子泉先生在那里执教。留居蓝田共两年，在这两年中，钱先生写了初版《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钱先生回到上海，又写了初版《谈艺录》的后一半。在1942年完稿，写了序。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3年，钱先生又写了补订稿，较原书多一倍，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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