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言情写景。贵有余不尽。然所谓有余不尽，如万绿丛中之著点红，作者举一隅而读者以三隅反，见点红而知嫣红姹紫正无限在。其所言者情也，所写者景也，所言之不足，写之不尽，而余味深蕴者，亦情也、景也。试以《三百篇》例之。《车攻》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写两小事，而军容之整肃可见；《柏舟》之“心之忧矣，如匪浣衣”，举一家常琐屑，而诗人之身分、性格、境遇，均耐想象；《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写景而情与之俱，征役之况、岁月之感，胥在言外。

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倘铺张描画，徒为元遗山所讥杜陵之“珷玞”而已①。挂一漏万，何如举一反三。道理则不然。散为万殊，聚则一贯；执简以御繁，观博以取约，故妙道可以要言，着语不多，而至理全赅。顾人心道心之危微，天一地一之清宁②，虽是名言，无当诗妙，以其力直说之理，无烘衬而洋溢以出之趣也。理趣作用，亦不出举一反三。然所举者事物，所反者道理，寓意视言情写景不同。言情写景，欲说不尽者，如可言外隐涵；理趣则说易尽者，不使篇中显见。徒言情可以成诗；“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是也。专写景亦可成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也。惟一味说理，则于兴观群怨之旨③，倍道而驰，乃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譬之无极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④；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如心故无相；心而五蕴都空⑤，一尘不起，尤名相俱断矣。而常建则曰：“潭影空人心”，以有象者之能净，见无相者之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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