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第一次来到西方。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在现代西方文明中，对于临终者几乎都没有提供精神上的帮助。在西藏，诚如我已经指出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认识佛教的崇高真理，也都与上师有某种关系。没有那一个人去世时不受到社区或多或少的帮助。我听过有许多西方人是在孤独、极度痛苦和失望的情况下去世的故事，毫无任何精神上的帮助；我撰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就是把西藏具有疗效的智慧，推广给全体人类。人们在过世的时候，难道没有权利要求不只是肉体，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受到尊严的对待吗？去世时受到最好的精神关怀，这种权利难道不是文明社会中的基本人权吗？在这种临终关怀变成大家所接受的规范之前，我们真的够资格自称为「文明人」吗？当我们不知道如何以尊严和希望来帮助面临死亡的人们时，把人送上月球的科技又有什么真实意义呢？

精神上的关怀，并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个人的权利，如同政治自由、医疗协助、机会均等一样重要。真民主的理想，在基本理念中，应该包括对每一个人提供相当的精神关怀。

在西方国家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很惊讶地发现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痛苦，不管这种恐惧是否被承认。人们如果知道当他们躺在那儿等待死亡的时候，受到爱心的关怀，将多么的安心啊！罹患不治之症的人们，一想到他们将要被当成废物般丢弃，便感到无比的恐慌，而西方的文化竟然对死亡缺乏因应的能力，也否定任何精神的价值，这实在是太残酷了。在西藏，为临终者祈祷，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在西方，大多数人给予临终者唯一的精神关注，却是去参加他们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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