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巴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拉塔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他们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学生。谋杀发生后不久，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遇，觉得两人有共同之处。虽然两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头发，彬彬有礼，青藤学院派头；拉塔内个子瘦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副南方农家子弟的样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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