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后面。饭后告辞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上午阴沉沉的天空此时时断时续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

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我当然更记得我在这小房间里经历的苦难。1966年8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临时翻译工作回学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在旁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在跑上楼，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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