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到外交部报到。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我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我离开外国语学院是毛主席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法违抗。这个决定还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见。我在《忆主席》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在文中还写到我当时的感受：我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所以当张随之政委通知我时，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完毕后，他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岁进入这所外国语学院之后，现在第二个十八年又过去了，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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