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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在其思想观念和纲领上,都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产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运动,甚至也不是仅限于工资劳动者的运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代表(主要是城市的)劳动贫民所有势力和倾向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共同战线早已存在,但迟至法国大革命时,其领导和鼓舞力量仍来自自由主义的激进中产训阶级。如我们所见,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无套裤汉主义”(而且不管不成熟无产者的愿望),将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赋予巴黎的民众传统。但1815年后的新形势却是,那个共同战线除了针对国王和贵族之外,也愈来愈针对自由中产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意识形态当中,吸取其统一性。尽管当时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阶级几乎还不存在,而且整体上说,其政治成熟度也远不如其他劳动贫民。穷人和富人都倾向于把处于“社会中等阶层之下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划归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现状的确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已无法继续下去的看法,正日渐普遍,凡对此感到忧虑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那是惟一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合乎理智的判断和选择。
新兴运动的领导权,反映了事物的类似状态。最积极、最富战斗性和最具政治觉醒的劳动贫民,并非新兴工厂无产阶级,而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独立工匠、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工人和其他生活、工作基本上认同于前工业革命,但却遭受到更大压力的那些人。最早的工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印刷工、制帽工、缝纫工以及类似工人组织而成。像利兹这样的城市,宪章运动的领导核心——而这是很典型的——是由一位转行到手织工的细木工、两位熟练印刷工、一位书商和一位梳毛工所组成。采纳欧文先生合作信条的人,大多数是这类“工匠”、“机械工”和手工工人。最早的德国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是云游四方的熟练手工业者——缝纫工、细木工、印刷工等。1848年,巴黎奋起反抗资本主义者,仍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尼(FaubourgSaint-Antoine)老手工业区的居民,而不是(如 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聚居的贝尔维尔(Belleville)居民。直至工业发展破坏了这些“劳工阶级”的意识堡垒,早期劳工运动的力量才遭到致命打击。例如,1820-1850年期间,英国工人运动创建了工人阶级自我教育和政治教育机构的稠密网络——“技工讲习所”、欧文派的“科学堂”和其他机构。至1850年,英国(政治性质较明显的机构不计)有700个这样的机构,仅约克郡就有151个,另有400间报刊阅览室。但是,此际它们已呈衰落之势,而且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不是消失就是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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