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141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1700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威权皇子》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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