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红学”特点是“大拆大改论”。她的“五详”，先由各抄本年代先后、不同稿本的早晚等问题入手，然后根据她的十分琐细的考证的几点结论“基石”而构建出一幅常人不能想像的“大拆大改”的多个层次的“过程”。

她对此，如数家珍，甚至比家珍还要清楚得多，一一列明，自信无差。

我已说过，照她的理论和考证，曹雪芹之著作方式是下棋挪格子。旧时有一种儿童智力玩具叫“七巧板”和“益智图”，前者是七块不同形状的小纸板，可以拆拼成多种图形“画面”。后者道理一样，而板数加多，拼出的图形更多更细——曹雪芹一生血泪，泪尽书残，四十年华而逝，原来他的大部分生命是付与了上述那种拆改拼配的“工程”上了！

张爱玲对此，兴趣之浓令我惊讶；其不厌其烦的说理证事，也令我敬佩。

但我与她的性情确有不同之处。她是不厌其烦，我则不耐其烦——好在我这小册子本来就不是红学论著，更不是“全面地系统地”与她切磋商量。不过是读书随笔，希望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在谈文论艺上、在精神灵性上有所契合，哪怕有一百个讨论“热点”中，只有二三是相同相近的，就可以引以为荣，攀为“知己”了。

在她的“五详”中，讨论了“旧时真本”，旧时真本的最有关系的内容是，原著本以宝玉湘云重会为结局。因为这是我的“红学”的“结穴”或“聚焦”，所以特感兴趣，便又信笔所云，略陈几句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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