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1979年，美国的余英时在香港发表文章，提出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论和“红学革命”论。余氏的论点是批评和轻视红学研究中的已然存在的各个流派，认为那些都要不得，至少是到了“山穷水尽”、“眼前无路”的地步了，一个“红学革命”应当或已经出现了。两篇文章都不短，但撮其要旨，就是为了倡导这场颇曾动人听闻的“革命”。

近些年来，红学界的情况依拙见看来，是貌似繁荣兴旺而实际上新的建树不多，确实需要有一个新的局面逐步展开才符合大家的翘望。这个设想中的新局面，大约就是很多人所说的“突破”——也可能就是余氏所说的“革命”吧？

学术研究，经历了时日的发展演进，量变质变，迟早会有“突破”或“革命”到来，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然是如此。所以，提倡“红学革命”，那是应当欢迎响应的。红学界的某些现象中正是包藏着大量的“原地踏步”和“炒冷饭”的长篇撰述——这是群众的议论。那么来场“革命”，扫旧弊而策新猷，那是再好没有的大事了。

但是，余氏的“革命论”的前提，是他的“两个世界论”。所谓的两个世界，大意是说：这部书中的荣国府的生活一切，是现实的；而大观园的生活一切，则是虚构的——亦即理想的。那不过是作者的“乌托邦”罢了，是一种思想寄托的 虚幻世界。余氏进而论断：大观园与“太虚幻境”是异名而同质的。他的“名言精义”是：“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他又用了“干净世界”一词，意思则又以为是针对荣宁二府为污秽世界而设的比照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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