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是待人最平等、最宽恕、最同情、最体贴、最慷慨的人，他是最不懂得“自私自利”为何物的人！

正因此故，他才难为一般世人理解，说他是“疯子”、“傻子”、“废物”、“怪物”、“不肖子弟”，因而为社会所不容。

他之用情，不但及于众人，而且及于众物。所谓“情不情”，正是此义。

所以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重人、爱人、惟人为中心思想的书。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以小说的通俗形式，向最广大的人间众生说法。他有悲天悯人的心境，但他并无“救世主”的气味。他如同屈大夫，感叹众芳芜秽之可悲可痛，但他没有那种孤芳自赏、惟我独醒的自我意识。所以我认为雪芹的精神境界更为崇高伟大。

很多人都说宝玉是礼教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言谈行动中，确有“叛逆”的一面，自不必否认。但是还要看到，真正的意义即在于他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了一个“惟人”的新高度，这与历代诸子的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或者是殊途同归的。我所以才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

以上就是我称《红楼梦》为“文化小说”的主要道理。

《红楼》文化有“三纲”

曹雪芹的《红楼梦》并非“三角恋爱的悲剧故事”。我个人以为，它是中华的惟一的一部真正当得起“文化小说”之称的伟著。因此我提出“《红楼》文化”这个命题。《红楼》文化包罗万象（有人称之为“百科全书”，殆即此义），但那位伟大的特异天才作家雪芹大师却又绝不是为了“摆摊子”，开“展览会”，炫耀“家珍”。他也有“核心”，有干有枝，有纲有目。这就又是我在标题中提出“三纲”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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