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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活动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口口声声主张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社会,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功能自我调整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的比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个奇异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了历史一项主要的特征: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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