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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那股在佛朗哥获胜不数年间即将击败法西斯势力的力量，却因西班牙内战而略具雏型。从中我们也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组合：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分子，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二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二战中人却没有一人梦想回返1939年——甚或1928、1918的年代。大战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虽然处于紧急的战局，同时也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全面就业的政策。主张这项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编注：即《社会保险及联合服务报告》，是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制度）问世于英国仍处于大战黑暗时期的1942年，却也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战后草拟的政策里，对于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的再起，也只是附带提上一笔。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投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中，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起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倾向，却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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