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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设计家们，一向被谑称为是不具备理性分析的。但是说来奇怪，他们对事物未来走向的预言能力，有时却胜过以预测分析为业的专家。这种现象，毋宁是历史上的超级之谜；对于专事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来说，更是一个中心议题。无论何人，若想探索大动乱时代对人类高级文化活动——即高级纯艺术，尤其是前卫派的艺术——带来何种冲击，实不可不究其中奥妙。因为一般人相信，早在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崩解之前的几年，前卫派艺术的出现便已预见这场变局的发生（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到1914年，几乎所有可以包括在“现代主义”（modernism）这把涵盖虽广却定义不清的大伞之下的各门艺术均已问世：不论是立体派（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还是未来派（futurism），此时都已纷纷出笼。绘画上是纯粹抽象，建筑上重功能避繁饰，音乐上全然抛弃音律（tonality），文学上与传统彻底分家。

今天被许多人认定为“现代派大师”的名单上，有许多名字在1914年时，便已摆脱不成熟时期，不仅创作甚丰，有的已卓然成家。即使大诗人艾略特，其作品虽然到1917年才出版，此时已俨然是伦敦前卫文艺界的一员了——这段时期，他曾与美国诗人庞德（Pound）共同执笔，为刘易斯（WyndhamLewis）主编的《鼓风》（Blast）写槁。这一些人，最晚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可是作为现代派名家大师，他们的盛名在40年后依然不衰。虽说很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方才崭露头角的男女新人，竟然也能通过考验，跃登“现代主义名家”的文化名人录。可是老一代人仍领一代风骚的现象，却更令人诧异。〔至于勋伯格（Schouberg）的后继之秀——贝尔格（Alban Berg）与韦伯恩（Anton Webern）——也可算是19世纪80年代的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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