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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工业，一旦其生产作业的转移在技术上成为实际可行，并在成本效益上得到肯定，势必由高成本地区迁至劳动力低廉的地带。与此同时，经营者也发现（其实并不意外），原来其他肤色种族的劳工，在技术层次和教育水平上至少并不比白人劳工逊色。这点发现，对于高科技的工业来说，自然是锦上添花，又一样绝妙好处。但是除此之外，黄金年代的景气之所以由旧工业地带的核心国家扩散至其地带的原因，还有一项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是由“凯恩斯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特有的几项组合造成。即所谓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是建立于一个大众消费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劳动人口不但全面就业，工资也与日俱增，而且更受到愈来愈佳的保障。

这种组合之所以成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纯系一种政治性的结构所致。其立足点在于多数“西方化”国家左右两派的共识，因而形成一种极为有效的政策。如今法西斯极端国家主义的右派余孽，已经被二战从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极端的共产主义左翼，也被冷战远远抛在后面。这个组合，同时也奠基于劳资双方某种有形无形的默契，双方同意，将劳工方面的要求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免因成本过高导致利润的亏损。同时，众人也认为未来必可持续一定程度的高利润，因为唯有如此，方可解释不断投注巨大资金的必要性。若无这些庞大资金的投入，黄金年代的生产力不可能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事实为证，市场经济中最先进最工业化的16国里，其投资额每年以4．5％的比率增加，比起1870－1913年间，增长速度差不多是3倍。这个比率，由于包括了增长较为缓慢的北美地区在内，不然还会更为惊人（Maddison，1982，Table 5.1，p．96）。事实上，这种劳资关系的安排组合，是以三角关系呈现，由政府居间妥协，正式或非正式地帮助劳资双方进行制度化组织性的谈判活动。而在这个新时代里，劳工一方已经被习惯地称为资方的“社会伙伴”，至少在德国如此。但是黄金年代黯然结束，这类安排开始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神学一派的肆意攻击，贴上了旧词新用的“统合主义”标签——这个莫须有的无稽之名，不但早已快被世人淡忘，而且跟两次大战年间的法西斯主义根本毫无关联（见第四章第一节）。回头再看黄金年代的劳资谈判安排，基本上是一种皆大欢喜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最佳状况。对当时的雇主而言，业务是如此兴隆，利润是如此丰厚，长期的景气繁荣之下，自然对谈判协商的方式大表欢迎，因为如此更有助于企业从事前瞻性的计划安排。至于劳工方面，既有固定上涨的工资及公司福利可得，又有政府从旁不断扩充更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当然是何乐而不为。政府也有好处，首先政治大为稳定，共产党元气大伤，失去了着力点（意大利则为例外）。其次，经济环境条件的可测性也因此增加，有利于如今各国开始奉行的总体经济管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确优良，单看其中一项因素足矣，那便是随着全面就业的实现，以及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再加上社会安全福利的推动（需要时自有公家财源支付），大众大量消费的时代终于第一次降临（至于北美地区则早已开始，大洋洲一带可能亦然）。更有甚者，在这个众人陶醉自得的60年代，某些政府甚至莽撞到保证提供失业者（当时很少有人失业）高达原收入80％的救济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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