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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牺牲的人数则由241人增为2905人(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政治暗杀的名单也愈来愈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过其中一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巴斯克自由党在西班牙,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也都属于典型的小群暴力行为。它们的优点是,可以凭很少的数百人,甚至数十人完成任务,因为有兴隆的国际军火贸易源源供应的爆炸力超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武器炸药相助。这是三大世界日趋野蛮的一大征候,生活在千年末世的都市人群,愈发学会如何日日生活在为恐怖不安污染的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行动,对政治革命的真实贡献却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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