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系统时一直卓有成效的群体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原理，可以逐条运用于脊椎动物。我当时指出，我们最终将用同一套参数和同一种定量理论去描述白蚁群落和罗猴群组。为了把这一挑战性的意见述诸文字，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脊椎动物行为的优秀文献，结果写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般动物研究中，没有辜负人们希望的生物学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这一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发表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驱使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并和社会科学家们交换文献。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普通社会生物学，作为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简单推广，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论人的天性》正是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阐述。

然而，最后这部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对科学文献的常规综述。要想系统地刻划人类行为，必然从人类精神迷津中每一条走道引出潜在的题目，并且因此就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科学，还必须考虑各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以及科学发现过程本身。结果，《论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在转化为某种新的形式之前，能够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走出多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影响。《论人的天性》可以作为关于行为和社会生物学的资料来阅读，有关资料我都作了仔细的处理。但本书的核心是关于一些深刻结果的推测性尝试，这些结果来自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与之最有关联的部分的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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