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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秉锷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为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谳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l912年至公元l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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