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今已有“立法太滥有法不依”之说，但是对于处置公共资产这样的大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立个法呢？比方说叫《国资减持法》、《产权明晰法》，不管叫什么，它应该既体现公共委托与监督下代理交易的公正精神，也有关于资产评估、公开竞价、过失问责等程序性规定，以便“减持”过程能够合乎程序正义。

前些时候“国有股减持”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如今国有股能否减持已经不是问题。但国有股如何公正地“减持”，仍然会引起尖锐的矛盾。十六大以后随着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各级政府有了明确的处置权。人们普遍预料国有资产“减持”的进程会加快。但正如“减持风波”表明的，国有资产能否“减持”也早已不是问题，但如何公正地“减持”？这个问题恐怕比“减持”之争更尖锐。

表面上看，“减持”问题似乎存在着“效率与公平”之争。重“效率”者认为关键在于把国有资产交给“能人”以尽快改进经营绩效，重“公平”者认为关键在于国有资产必须卖个高价以避免公共财富流失。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假如“能人”不愿出高价怎么办？

然而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人力资本与资产要素并未市场化的情况下，谁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确定“能人”？谁又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给企业定价？众所周知，如今公共(不仅仅指国有)资产转制归原负责人的情况很多，而且在不少地方得到“转制应当让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让法人代表持大股”的红头文件鼓励。但是如果原来企业经营得很差以至资不抵债，那经营者能算“能人”么？如果他确系“能人”，但却故意把企业搞成“穷庙”以压低资产价值，低价买下后才发挥“能人”本事使企业妙手回春。那么这人岂不是有犯罪之嫌？反过来说，如果他转制前经营极好，又不挖“庙”自肥，致使企业升值，如今却要他出高价赎买，岂不是惩能奖庸乃至惩廉奖贪？但是假如反其道而行，优质资产贱卖而“穷庙”贵售，那能行得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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