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在现代化起步晚于欧美的古老传统帝国，在农民为居民主要成份、资本主义不发达条件下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的剧烈变革。它开辟了一条农民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之路。经过种种波折与奋斗，俄国在1936年，中国在1961年新体制最后成形，即以“劳动组合标准章程”为模式的苏联集体农庄和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模式的中国人民公社。这一体制通过独特的城乡联系机制(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与“身份证”制、中国的统购统销与户口制)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也构成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种类型。它引起了中、苏国内和国际学界的关注，也是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界的关注焦点。中俄农民史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前同为农民国家的中俄两国的异同，而后又成为两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异同，到了今天，它仍对中俄两国改革道路的异同产生极大影响。

一、中俄的传统农民社会

中国是国家本位的官僚—小农社会。从秦始皇起，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本位的一元化体制：一方面专制国家“利出一孔”，对“编户齐民”实行严格的统治；另一方面法家政治通过强制分异、不许族居等办法力图打碎民间小共同体，使传统中国农村成了人类各文明中突出的没有村社组织、国家权力直达于“编户”的“大共同体”组织。此后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从汉承秦制、魏晋“以礼入法”与法律儒家化导致共同体多元化与统一帝国的解体，北朝至宋的“儒表法里”与共同体重新一元化，明初的大军点户与乡村小共同体涣散，直到明清时代中国呈现出东南农村的宗族兴起与广大内地农村的“无宗族”现象，大共同体本位的结构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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