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人民公社，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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