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先生就拙文《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发表“来论”，提醒我注意“边缘人第二代”的社会心理素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可能会趋于“激进”化。这个提醒很重要。其实我也没有忽视这一点，借他这个话题，我们把讨论深入下去。

在移民社会学中，对移民第二代的研究历来是很受重视的领域。这代人价值系统、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也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前一种情况下正如某先生所说，“边缘人第二代”会变得更“激进”，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却会变得更“保守”，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而这两种情况都使“第一代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延伸下去，换句话说，不变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变得更糟，还是变得更好。某先生只提到前一种可能，这当然不能仅仅被视为杞人忧天。南非索韦托等地的资料表明，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那里的外来黑人劳工第二代的确不仅比父辈在政治上更激进，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的刑事犯罪率也更高。这种变化的逻辑正如某先生所言。但是，我们作出警世之言时，还应当指出第二种可能： 20世纪70年代不少学者在研究美国反主流社会的激进运动史过程中都发现，这种反秩序的激进倾向最初确实与移民的态度有关。即使不考虑种族歧视，美国白人劳动者阶级内部在19世纪末也存在着比欧洲更大的经济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国工人（他们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看成对自己的威胁，因此19-20世纪之交的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和有行会倾向的，并且对新的移民工人群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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