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２０年来成就巨大，问题不少。成就最显著的是两块，一是增量领域外资与民营的崛起；一是存量领域的农村改革，先是变公社为家庭农场，接着乡镇企业崛起，“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直到现在，改革成就很大程度还是靠农民，而存量中的国企这一块则问题成堆。

农村改革为什么能搞起来？一是改革前体制对农民特别不公，二是农村改革由农民主动发起，上面认可，公共决策，起点平等。“平分土地”，这一条是成功的关键。土地永远平均是不行的，但土地起点平均是必行的。搞改革，农民为什么积极？国企工人为什么消极？不是什么“文化”、“观念”问题。讲文化，城市比农村更“西化”；讲观念，城市比农村更“新潮”，信息也更开放，但农村是起点平等，而城市许多国企是穷庙富方丈，然后让工人两手空空地下岗，或者让他们掏钱“买岗”。这就相当于在农村把公社的土地变成社长的庄园，把农民赶走，或者让他们掏钱“买地”种。这样搞法，工人不比农民更“保守”才怪了。所以２０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是，存量改制要公正，增量投入要自由。而在增量领域自由也就是公正的体现，因此九九归一，就是改革要公正，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个可行性问题。

打个通俗的比喻：当一个旧式的宗法大家庭难以为继陷入危机时，会发生是否“分家”之争，即要否改革之争，接着就会有如何“分家”之争，即怎样改革之争。理论家总认为要否分家是大同题，但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大家庭”最容易激发人之间矛盾的不是要否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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