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的两篇文章（《什么是文明》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载《东方》1996年第1期——编者）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该文想解决的是当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尤其是当今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人性利己的“低调”主义，而近年来在诸如“二张二王之争”中被祭起的“道德理想主义”又具有整体主义侵犯个人权利的咄咄逼人之势，令自由主义者反感。而当改革触及深层利益结构、社会公正问题日益突出之际，自由主义者也难以只讲“低调”。盛洪一方面明确主张自由主义、而且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逻辑推演树起一个“死而复生”的圣徒式理想，确实是有感而发。

其二是自由主义与“合理的”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的自由主义往往带有“西化”论色彩，而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又常常把自由主义视为“西方价值”并予以拒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国际经济秩序中有利于西方的那些东西也越来越使自由主义者感到尴尬。随着中国国力渐强,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是必然的，自由主义对此的回应当然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它。正如自由主义强调在群体中必须保持个人价值一样，在国际社会中也必须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特价值。但具有“西学”形式的自由主义如何坚守这一信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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