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缓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同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缀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高兴见到你。”谬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一I，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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