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

我生1929年，少年时代颠沛流离，充溢国耻国难，中国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小小书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残虐草根人权，“任他们杀，任他们抢”，一辈子无时敢忘。1992年，王录生代表和我在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斗胆领衔提出中国民间追索日本损害赔偿两个议案，至今十余年，有几十宗索赔个案融入诉日赔偿国际宏流，除被告日本国、日本首相、部分政要、部分侵华官兵和“历史检讨委员会”“靖国神社奉赞会”等社会右翼，从未见一个华人或日人公开异议，即使马立诚、时殷弘两先生主张对日淡化历史，也未具体反对，足见正义尚盈世间、人心自有公正。

2004年，经批准，耄耋准备复出当律师。我在名片上印着“百年国耻”以示警策。赴京参与草根畅读中日关系及诉讼问题时，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发余杰著《铁与犁》。1973年出生的余杰对日关系的百年沉思，必将引导中日青年沉思中国草根诉日索赔问题是毫无疑问的。

余著首引史学家郭廷以在《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的话开篇：“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这是中日关系无可隐讳辩解的史实。令人难以理喻的是：我们的近邻为什么总是翻不过去那页血迹斑斑的历史，拒绝鉴史、认罪、赔偿，在诉讼判决中每每“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或企业的诉讼请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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