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间的光荣--一大腿间的苦闷--加拉发现并鼓舞我灵魂的古典主义

我第二次美国之行，是所谓的"光荣"正式开始了的一次旅行。在开幕式当天，我的所有的画全买掉了。《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登了曼·雷为我拍的一张照片，并加上了如下的标题：超现实主义者萨尔瓦多·达利--一棵柏树、一位大主教、一片从窗口飘出的轻如羽毛的云彩。在不少场合，都有人告诉我这份杂志的出版，可在我收到它时，我非常失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少的杂志。只有到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份杂志的惊人影响，全美国都在读它。我一下子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人们在街头拦住我要求签名。从美国最偏远的角落给我寄来不少信件，各种荒谬的提议像雨点般向我扑来。

作为一种示范，我同意在邦威特一泰尔商店的玻璃橱窗搞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阵列，所有别的商店随后也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样式。我在那里布置了一个人体模型，头是用红玫瑰做成的，指甲是用助毛做成的；在一只桌子上，我摆了一部螫虾形的电话；在一把椅子上放置着我著名的刺激性欲的无尾常礼服，我在常礼服上又摆了八十八只小玻璃酒杯，宽而瀚满了绿薄荷酒，杯中插着鸡尾酒的吸管。这件上装刚在伦敦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那儿，我藏在一件潜水眼里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说。贝纳斯爵士负责租借这件服装，有人打电话问他达利先生打算潜到多深的地方。贝纳斯爵士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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