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家伙，又是一个差半车麦秸！” 在我们的游击队里，近来最喜欢把别人叫“差半车麦秸”。有时我们问队长要烟吸，如果队长把烟卷藏在腰包里不肯拿出来，我们就向他叫道：“喂，队长，差半车麦秸！”当着别人面前猛不防打个喷嚏，鼻涕从鼻孔窜出来，你随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擤下来抹在鞋底上，别人就会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车麦秸！”我们全队的人没有一个不长虱子。平常不论虱子在身上怎样的爬呀，咬呀，我们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里边捏死一个两个。到我们真正休息的时候，也是说到我们能够安心睡觉的时候，我们决不放弃歼灭敌人的机会。我们的两大敌人是：鬼子和虱子。在歼灭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照例围绕着一堆烈火，把内衣脱下来在火头上烤着，擞着。我们的敌人象炒焦的芝麻似的一个个的肚子膨胀起来，落到火里。火里哔哔剥剥的响着爆裂声，腾起来一股难闻的气息。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为胜利而快活得乱蹦乱跳，互相打着，推着，还互相叫着：“差半车麦秸，格崩＃＃＃＃用牙咬呀！”总之，我们用“差半车麦秸”这个词儿来取笑别人的机会非常多，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们称做“差半车麦秸”。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词儿广泛的引用着，并不顾到它是否恰当。当我们叫出这词儿的时候，并不含一点恶意，只不过觉得这样一叫就怪开心罢了。假若在我们队里没有这一个宝贝词儿，生活也许会象冬天的山色一样的枯燥无味。 虽然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绰号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车麦秸”他本人却早就离开我们的队伍了。 他是一个顶有趣的庄稼人。从他入伍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做了我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担架上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走了以后，我们不断的谈着他，想念着他。队长保存他的那支小烟袋，象保存爱人的情书似的，珍惜的不肯让别人拿去。当差半车麦秸还没有挂彩的时候，一天到晚他总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锅里有烟没烟。有时候他一个人离开屋子，慢吞吞的走到村边，蹲在一棵小树下面，皱着眉头，眼睛茫然的望着面前的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长的时候把两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塔一咂，就有两缕灰色的轻烟从鼻孔里呼了出来。同志们有谁走到他的眼前问他：“嗨，差半车麦秸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黄脸老婆哩？”于是差半车麦秸的脸皮微微的红了起来。“怎么不是呢？”他说，“没有听队长说俺的屋里人跟小孩子到哪儿啦？”在差半车麦秸看来，我们的队长是一个万能的人物，无论什么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诉他，不过是怕他偷跑罢了。有时候差半车麦秸并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田里说： “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烟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生生的做活，好好的地里哪能会长这么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边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垃圾，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细细的看一看，拿近鼻尖闻一闻，再放一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他把头垂下去轻轻的点几点，喃喃的说： “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 差半车麦秸在游击队里始终连一句歌子也没有学会。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个同志把眼泪都笑出来，以后他就永远不再开口了。当我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两只网满血丝的眼睛滴溜溜的跟随着我们的嘴巴乱动。无论在高兴或苦闷的时候，在平常的行军或放心休息的时候，他最爱用悲凉的声调，反复的唱着两句简单的戏词，这戏词是他从做小孩子时候就学会了的： 有寡人出京来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风… 他的小烟袋正象他本人一样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见了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来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黄昏，忽然全队的弟兄们兴奋得发狂一般的呐喊着跳到天井里，把一个新捕到的汉奸同队长密密的围了起来。汉奸两只手背绑着，脸黄得没一丝血色，两条腿战抖得几乎站立不住。他的脖颈后插一把旧镰刀，腰里插一根小烟袋，头上戴一顶古铜色的破毡帽。队长手里拿着一面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太阳旗，他的表情严肃得象一尊铁人。同志们疯狂的叫着： “他妈的打扮得多象庄稼人！” “枪毙他！枪毙汉奸呀！” 不知谁猛的照汉奸屁股上踢了一脚，汉奸打了个前栽，象患瘫痪症似的顺势跪倒在队长面前。这意外的结果使同志们很觉失望，开始平静下来。有人低声的讥讽说： “原来是一泡鸭子屎！” 队长还是象一尊铁人似的立着不动，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汉奸身上掘发着一切秘密。 “老爷，俺是好人呐！”汉奸战抖着替自己辩护，“我叫王哑，哑吧，人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字吗？”队长问，左颊上的几根黑毛动了几动。 “是小名字，老爷。小名字是爷起的，爷不是念书人。爷说起个坏名字压压灾星吧。… ” “你的大名字叫什么？… 站起来说！” “没有，老爷。”“哑吧”茫然的站立起来，打了个噎气。“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进学屋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 “有绰号没有？” “差，差，老爷，‘差半车麦秸’。” “嗯？”队长的黑毛又动了几动。“差什么？” “‘差半车麦秸’，老爷。” “谁差你半车麦秸？” “人们都这样叫我。”“哑吧”的脸红了起来。“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给我起的外号。他一口咬死说我不够数儿… ” “嗡！”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队长不笑。队长一步追一步的问他的家乡居住和当汉奸的原因。 “俺是王庄人，”“哑吧”说，“是大王庄不是小王庄。北军来啦，看见屋里人就糟蹋，看见外厢人就打呀，砍呀，枪毙呀。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庄里人跑空啦，咱也跑吧。他出去，唉，一天喝一碗凉水也是安生的！’俺带着俺的屋里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来啦。小狗子娘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肚子两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瘪啦。小狗子吸不出奶来，就吱咩咩的哭着… ” 被绑着的农人把头垂下去，有两行眼泪从他的鼻凹滚落到嘴角。我们的队长用低声命令说： “说简单一点吧。你说你为什么拿着小太阳旗？” “老爷，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咱们死啦没要紧，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饿死吗？’是的，老爷，小孩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凭啥饿死呢？小狗子娘说，‘你回去吧，’她说我，‘你回去到庄子边把咱地里的红薯挖几根拿来度度命，全当是为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高庄子还有二里远，有几个戴铜盆帽子的北军就开枪向我打起来，我又跑回来啦。回来听着小狗子在他妈怀里吱咩咩，吱咩咩… ”他开始哽咽起来，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不要哭！”队长低声又命令说。“因此你就当汉奸了，是不是？” “鬼孙才是汉奸呐！我要是做了汉奸，看，老爷，上有青天，日头落——我也落！”差半车麦秸耸了耸肩膀，兴奋的继续说下去：“别人告我说，要拿一个太阳旗北军就不管啦。小狗子娘自己做了个小旗交给我，她说，‘小狗子爹，快走吧，快去快回来！’我说，‘混帐旗子多象膏药呐，南军看见了不碍事么？’她说，‘怕啥呢，我们跟南军都是中国人呐，你这二百五！’老爷，你想，我是中国人还会当汉奸吗？小狗子娘真坏事，她叫我拿他妈的倒楣的太阳旗！”他一边哽咽着，一边愤怒的咬着牙齿，一边又用恐惧的眼光看着队长。 队长又详舷细细的盘问了一忽儿，渐渐松开了脸皮，不再象一尊铁人了。其实我早就想对队长说：“得啦，这家伙是个有趣的大好人，还有什么可疑呢？再盘问下去连同志们都不耐烦了。”队长终于吩咐我们把差半车麦秸手上的绳子解开。一解开绳子，差半车麦秸就擤了一把鼻涕，一弯腰抹在鞋尖上。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一双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后跟涂抹着厚厚的鼻涕，干的地方微微的发亮。 “以后别再把鬼子兵叫做‘北军’了，”队长和善的告他说。十分亲热，渐渐的胆壮起来。他吃得又快又多，碗里边舐得干干净净的。吃毕饭，他又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打了一个饱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来一片葱叶，又一弹，葱叶同牙花子从一个同志的头上飞了过去。 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以后，我又看见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院里出现。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的叫着，跳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里噙着一只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 “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这么一句：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问：“你的小太阳旗子哩？” “给小狗子做尿布了，”他仿佛毫不在意的回答说。 差半车麦秸同我悄声的谈着家常。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为着要安生的做庄稼而热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早日打跑，并且知道他已经决定叫他的女人和孩子在最近随着难民车逃到后方。他同我谈话的时候，眼光不断的向墙角的油灯飘着，似乎有一种什么感触使他难以安下心去。我装着睡熟的样子偷偷的观察着他的举动。我看见他噙着小烟袋，默的坐了半天，不时的向灯光瞟一眼，神情越发的不安起来。最后他偷偷的站起来向灯光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折回头走出屋子，在院里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声，又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头的东西下面，倒下去睡了。 “这是多么一个古怪的人物，”我心里说，“而且还粗中有细哩！” 在我们游击队住下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找到灯火，我们总是要点着灯火睡觉。从差半车麦秸入伍的第二天起，连着有两夜都发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灯火在半夜熄灭了，一个同志起来洒尿时踏破了别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枪走了火，把大家从梦中惊起来，以为是敌人来了，在黑暗中乱碰着，乱摸着，一两只手电是不济事的，有的误模走了别人的枪支，有的摸到枪支却找不到刀子。等惊慌平息之后，大家都愤怒得象老虎似的，谩骂并追究熄灯的人。队长把同志们一个一个的问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承认。我心里有一点约摸，便向差半车麦秸偷看了一眼。差半车麦秸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两条腿轻轻的打战。队长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骂了！”他的腿战栗得越发厉害，几乎又要跪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起来，温和的问他说： “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腰里抽出来他的小烟袋，送到队长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的打着喷嚏。可是差半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里一摸，摸出来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的问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亮熄掉。他的脸色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屯吐吐的咕哝说： “香油贵得要命呐，比往年… ”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呵，你抽袋烟吧？” 可是集团生活对于他渐渐的习惯了。他开始胆壮起来，对同志们的生活也会提出来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北方土匪的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鸡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铁路工人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在玩枪呐，于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的说几句黑话，大部分的时候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着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的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懂新规矩呐！”于是他就沉思起来。 “喂，”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呐！” 他微笑着，摇摇头，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争辩说：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呐。” “可是咱们是革命队伍呐！”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着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规矩！”他不满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说，“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力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甚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 在晚上出发的时候，差半车麦秸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声音叫道：“同志！”随即又羞涩的，象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 “同志，”一忽儿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一下，“我们要去摸鬼子吗？” 我点点头：“你怕么？” “不，”他说，“俺打过土匪… ” 我同他膀靠膀的走着，听见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来。 “喂，你撒谎！”我小声叫道：“我听见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来慌窘的样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轮转着，喃喃的说： “我一点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汉！以前打土匪也是这样子，才出发时总是心跳呀，腿战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啦。二哥，乡下人就怕官呐… ” 约摸离敌人住的村庄有三四里远的光景，我们在一座小坟园里停下了。队长征求两个同志自告奋勇走在前边探路，其余的大部分跟在后面，一小部分绕到村子后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车麦秸忽然从队长面前站了起来，抢着说： “队长，我‘条子’熟，让我先进村子去！” 片刻间，全队的同志都茫然了。队长愣征了一忽儿，左颊上的黑毛动了几动，怀疑的问道： “你是说要做探子吗？”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呐。” 有人在队长的背后咕哝道：“他不行，别让他坏事吧！”可是队长立刻不再迟疑的对差半车麦秸说： “好吧，可是你得特别小心！”他又扭过脸来命令我说：“你得跟他一道去，千万不要大意了！” 差半车麦秸拖着我象猴子似的跳出坟园，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些悄声的埋怨。我听见是队长的声音说道： “不碍事的，他粗中有细。” 我们走到离敌人的村子有一箭远近，便爬在地上，凭着星光向前边仔细的察看一忽儿，又侧着耳朵仔细的听一听。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差半车麦秸附着我的耳朵说： “鬼子们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 他把鞋子从脚上脱掉，插在腰里，弯着腰向村里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来步，伏在一株柳树的下面，把停机钮弄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约模有二十分钟光景，还不见差半车麦秸出来，我心里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边爬去。在一座车棚前边，我发现了一个晃动的黑色影子，并且有一种东西拉在地上的微声。我的心口象马蹄般的狂跳起来。我把枪口瞄准了黑影子，用一种低而严厉的调子喝问： “谁？” “是我呀，同志！”是差半车麦秸的声音回答。“鬼子们早就跑光啦，咱们是白来一趟！” 一个箭步跳到他的眼前去，我不放心的问： “全村子都看过了？” “家家里都看过啦，连一根人毛也找不到。” “你为甚么不早咳嗽一声呢？” “我，我… ”差半车麦秸用膀子尖诌媚的贴着我的膀子尖，吞屯吐吐的说，“俺家里还少一根牛绳哩，拿回去一根碍事么？俺以前打土匪的时候拿老百姓一点东西都不算事的。”随即他把牛绳头举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来。 “放下！”我命令说：“队长看见要枪毙作了！” 差半车麦秸眼光失望的看看我，迟疑着把围在腰里的牛绳解下来。我大声的咳嗽三声，村周围立刻有几道电光划破了黑暗，同志们从四下里跑进村来。 “二哥，”差半车麦秸用一种恐怖的，将要哭泣的低声说，“你看，我把牛绳放下啦！… ”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车麦秸一步不离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象一个打破茶盅等待着母亲责罚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车麦秸的不安，就悄声的告他说我决不向队长报告。他轻轻的叹息一声，把小烟袋塞到我的手里。我一边抽卷烟，一边问他： “你知道我们为甚么不能拿着百姓的东西？”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呐，”他含糊的回答说。 又沉默一忽儿，差半车麦秸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一种感慨的声调问我： “同志，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处么？” “革命是为着自己也为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释说。“革命是要自己受点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呐。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够过安生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吗？” “自然呐，千千万万人能过好日子，咱们也… ” “到那时咱们也就有好日子过了。以后咱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伸直腰儿走路的了。” “我说呢，革命同志不敬神… 不敬神也能当菩萨呐！”于是他又快活的笑了起来。 从此他越发的活泼起来，工作得非常紧张，为挂念女人和孩子而苦闷的时候也不多了。他开始跟着我学习认字，每天认会一个字。不幸刚认会了三十个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枪伤了。 一个月色苍茫的夜晚，我们二十个游击队员奉派去破坏铁道。敌人驻扎在高铁道只有三里远的村子里。我们并没有带地雷，也没有带新的武器，只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打算把铁轨掘毁两三根，然后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的兵车。我们尽可能小心的进行工作，谁知终于没法使铁轨不“钢朗”的响了起来。这响声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远处飞去，立刻引回来几响比这更清脆，更尖锐的枪声，从我们的头上急速的掠过，惊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来。 “卧倒！” 分队长的口令刚刚发出，敌人的机关枪就哒哒的响了起来。枪弹有时落在我们的背后，有时在我们的前面划了一道弧线，沿弧线飞腾着尘土的烟雾。机关枪响了十来分钟便忽然止住。铁轨微微的战抖着，敌人的一辆铁甲车开来了… 分队长原是胶济路工程工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连二赶三的把五六个炸弹绑在一块儿，放到铁轨下面去，跟着发了一道命令：“快跑！”我们象飞一般地离开了铁道，躲到一座小坟园里，静静的伏在地上。差半车麦秸若无其事的拿出来他的小烟袋，预备往嘴里塞去，给分队长用枪托照他屁股上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进腰里了。他带着不满意的口气向我咕哝说： “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 猛的象打了个霹雷似的，铁轨下的炸弹爆裂了。敌人的铁甲车带着一些灰尘，弹烟，破片，从地上狂跳起来，倒进路旁的矮树丛里… “好！”二十个人的声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 跟着，片刻间，一切寂静。 跟着寂静而来的是同志们的欢乐的谩骂，和迅速的，简短的，几乎不为同志们注意的，从分队长嘴里发出来的命令。在这些纷乱的声音中，有一道低哑而悲凉的歌声： “有寡人出京来… ” 我们跳出了小坟园，向铁道跑去。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关枪比先前更凶猛的响了起来。差半车麦秸在我的面前正跑着，叫了声“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们并不去管他，只顾拚命的前进。我们还没有达到铁道线，敌人的马蹄声已经分明的从左右临近了。于是我们只好开始退却… 我跑过差半车麦秸的身边，看见他拚命的向着马蹄响处射击。我说，“挂彩了么？能跑不能跑？”“腿上呐，”他说。“我留下换他们几个吧… ”我不管他的反抗挣扎，把他背起来就跑，有时跌了一跤，有时滚下沟里… 枪声，马蹄声，背上的负担，仿佛对于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队里，才发现差半车麦秸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弹，他已经昏迷不醒啦。我们把他救醒过来，知道枪弹并没有射进致命的地方，便决定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医治。当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时候，他的热度高得怕人，嘴里不住的说着胡话： “嗒嗒！咧咧！黄牛呀… 嗒嗒… ”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写于武汉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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