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座议员的生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而又紧张忙碌，有一次我竟晕倒在议员餐厅，令我的男同事们惊恐不已。我把尽量多的时间用在议会和各后座议员委员会中，也定期出席保守党新议员会餐俱乐部的活动，像哈罗德·麦克米伦、拉布·巴特勒、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这样的保守党内的杰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保守党记者都常到这个俱乐部演讲。

这个时期，晋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径是脐身政治中心并成为保守党内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党政治家必须避免成为"反动分子"。没有什么别的可比拥有这一标志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职业上的损害了。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缺乏生气。尽管如今人们普遍认为６０年代的道德败坏及社会和经济遭受破坏的形势主要指１９６４年后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保守党则应对６０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义趋势承担主要责任。

保守党在６０年代初确实处在它不常有的自呜得意的阶段。１９５９年麦克米伦以压倒多数赢得了胜利，其影响随后持续扩大，这一切甚至使无党派倾向的评论家也认为保守党是"现代化"的政党，而以"布帽形象"出现的工党则面临沦为永久性反对党的危险。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议员会餐俱乐部对我们说，如果保守党策略得当，未来的２５年里我们都可以政权在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什么动力促使人们对政策作认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进行哲学反恩。当时保守党内主要争论的是伊恩·麦克劳德的"爬出非洲"的论点。年老的右派们抱怨英国放弃了对白人定居者和非洲多数部落农民的责任，把权力交给了城镇中毫无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这些人不久将成为独裁者。以后的时间表明了这些担忧似乎是有预见性的；但在６０年代初期它们看似在恋恋不舍地追求几乎已随历史消失的帝国。保守党议员中一小部分热情洋溢的人支持这种批评意见；而我们大部分人则认为伊恩·麦克劳德把保守党的殖民政策"现代化"了，因而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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