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１年，对政府和对我个人都是艰难的一年。不断加剧的压力愈积愈多，越来越难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将描述的，到１９７２年初，政府终于丧失了信心。我虽然受到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信心却始终保持不变。

可是，有些时事评论员怀着欣赏和遗憾的复杂心情，认为我已经完蛋了。我在兰伯赫斯特过完圣诞节回来上班时，读到报上正在对我的命运前途进行公开讨论。有张报纸称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另一张报纸发表一篇貌似体贴他人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撒切尔夫人如此不受欢迎》。但是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到一边，专心处理工作。

事实上，不久，对我个人的攻击浪潮开始转向（对政府的还没有）。大概反对"抢夺牛奶"运动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１９７２年，更严重得多的问题——矿工罢工以及政府实行政策大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开始向我们袭来。这些问题使反对我个人的运动相形见继。当然，我显然是不会——至少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或退却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员１月１２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别墅去开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我随身携带一份总结和瞻望教育情况的备忘录。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选举前的承诺只剩下一项尚未实施：即扩大幼儿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花许多钱。使我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用我表述的原话来说——"我们本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正在顺时势随大流。问题是，在保卫现有文法学校与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作决定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在契克斯别墅讨论了上述问题以及诸如学校供应牛奶和学生会等其它令人恼火的问题。特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很关心幼儿教育；他一直要求对学生会采取行动；他还非常合理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来证明我们选择学生政策的正确性，而不只是讨论地方当局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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