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后最先会见的外国政治家之一是吉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多年来我对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断增长，而且——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对国际事件的分析日益趋同。然而，这个时候我对西方对苏联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认为是这种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确承认理查德·尼克松在与苏联人玩弄实力游戏时所实行的"向中国开放"的重要意义。这是冷战胜利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永远脱离了苏联。至于"联系问题"——即承认在国家间双边关系中一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之间的连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是"创建一个奖励与惩罚的网络以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一我的看法是，由于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削弱，这个前景遭到了破坏。我对"缓和"战略是极为怀疑的。

我的肺腑直觉是，缓和是一个抚慰人心的外来词，它掩饰了平易的英语将会暴露出来的丑陋现实。人们很难看出缀靖与缓和之间有什么区别。它出台的背景是，水门事件后选出了一个由极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美国陷于瘫痪，南越出现了崩溃的形势。虽然人们对于这一概念顶礼膜拜，直率地攻击它就是缺乏谨慎，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接近于这样做了。这不只反映了我喜欢讲话直率，也是因为我确信西方受到哄骗的人大多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胁，但还以为很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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