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凯撒继《高卢战记》写的另一部作品《内战记》和作者不详的三部小战记《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这五部战记常常被合在一起，称做《凯撒战记》。

经过七年苦战，凯撒征服了整个高卢，但他和罗马世界的另一个巨头庞培之间的关系却愈来愈紧张。克拉苏原来作为第三股力量，在他们之间起着平衡作用，这时已经死在安息（前53年）。凯撒的独生女儿尤莉娜嫁给庞培，本来是他们间的联系桥梁、又因难产身亡（前52年）。从此他们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个人，一个有从高卢战事中获得的财富、声望和一支久经沙场的军队作为资本；另一个有元老院、整个罗马的国家机器以及除高卢以外的所有行省在作后盾，可以用合法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双方都有恃无恐，终于使内战的爆发变成不可避免。

内战有它很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主要是由于一两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它的国家体制却没能跟上去。奴隶主阶级中的所谓民主派和贵族共和派分别代表要求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势力，展开了历时百年的激烈斗争，爆发在公元前49年的凯撒和庞培间的内战，就是这两种势力的总决战和总清算。它的直接导火线则是凯撒的职位继承问题。

凯撒的高卢行省长官职务，根据瓦提尼乌斯法案，原任期五年即从公元前59年3月1日到前54年2 月底。在公元前55年，又由特雷博尼乌斯法规定延长五年，即从公元前54年3月1日延长到前49年2 月底。任期满了之后怎么办，这件事不但凯撒自己担心、而且他在罗马的那些同党也着急。如果他到那时放下兵权，只身返回罗马，以马尔库斯·加图和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等人为首的他那些政敌，肯定会利用这机会来陷害他，主要办法是摭拾一些他在行省的违法行为到法庭上去控告他，轻则流放，重则还有不测之祸。因为罗马的法律规定现任官员不受控告，所以凯撒考虑，他只有以现任官员的身分返回罗马，才可避免这种危险。因而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他在高卢任满之后，马上当选为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他在公元前49年2月底任满后，来接替他的一定是公元前49 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但他们不到任期届满时，不能离开罗马前来履任。这样一来，凯撒即使在这年3 月初满任，仍可以留在高卢任上，宜到年底交接，然后年初到罗马去接任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但他要当选执政官还有一重障碍，罗马的法律规定参加执政官竞选的人必须在选举前亲身到主持选举的官员那边去报名登记。凯撒身在高卢，自然不能到罗马去登记，这样就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这一点，凯撒本来早已有所准备。公元前56年他和庞培、克拉苏在卢加会议时，三方就已经约定凯撒在公元前48年回罗马去担任执政宫。这就等于是允许他可以免去亲身赴罗马登记这一手续，只是当时并没正式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的一道法令明确下来，宜到公元前52年，才由十位保民官联合提出允许凯撒免除亲身竞选的法律草案。尽管这时庞培已经在和元老院里的贵族共和派接近，但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凯撒，所以便让这条法律通过了。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庞培得到加图一流人的拥戴，担任了无同僚的执政官，建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就有一条规定以后执政官和司法官一年任满之后，不得马上出去担任行省长官，而须间隔五年。还有一条法律重申过去的选举法，规定自选者必须亲身到场登记参加竞选。前一条法律意味着来接替凯撒的，不再是他原来设想的公元前49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而是五年前早已卸任的某一个执政官。这是一个早已闲在罗马的人，一接到任命就可以在公元前49年3 月初进来接替。这就使凯撒失去一段可利用的过渡时期。后一条法律等于取消了十位保民官提出通过的法律。后来经过保民官们抗议，庞培虽然答应可以把凯撒作为例外，而不必亲身竞选一节插进这后一条法律，但显然将来还可借口它是事后插进去的而否认其合法性。这也就是说，凯撒在行省长宫的任期届满后，势必出现一段既非行省长官又非现任执政官的时期，他要不是作为一个流亡者逗留外国，就是作为一个私人返回罗马，听任敌人摆布。凯撒当然不是一个会俯首听命于敌人的人，在平息了高卢大起义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准备应付这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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