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取得律师的资格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法律书我倒是钻研过，但是如何执行我却没有学过。我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但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我的业务上。

“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个格言，然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没有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印度法律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我一点也不懂。我连起诉书应该怎样写也没有学过，而且感到毫无办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在英国如何学得这种功夫，我倒是感觉奇异。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但是我究竟能不能依靠这种职业为生，的确使我深为不安。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已说过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很迟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麻烦这样一个大人物。每次听说他要演讲了，我便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谛听，等到眼福和耳福都得到满足了，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有密切的接触，他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着实快活。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以为除非最迫切的需要，就不应当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不敢接受那位朋友的劝告把自己的困难向达达巴伊提出来。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纯洁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救他，我也请他给我约定一次拜会的时间，他同意了。这一次的会晤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他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象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他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一些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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