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虽则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耳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访问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在答复中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都有讲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带在身边。我把这些文件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说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还不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指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对于那些前来寻求财富的人,德兰士瓦提供了比纳塔耳远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这次谈话和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印象,以致杜尔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于自己的行为。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就这样终于成为对我、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过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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