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都告诉了韦斯特先生，《给那后来的》一书对我的影响也对他说了，我还建议把《印度舆论》搬到一个农场里去，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个刊物工作。韦斯特先生赞成这个意见，我们于是决定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的生活费。

但是印刷厂里的十来个工人是不是都愿意搬到偏僻的农场去住，是不是都能够以只维持生活为满足，实在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提议凡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都可以照旧领工资，希望他们也能逐渐成为这个新村的一分子。我把这个计划给工人们谈了。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是愚妄的，他说这会把他全力以赴的事业给糟蹋了，工人们也不会干，《印度舆论》只有停刊，印刷厂只好关门大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当中有我的一个堂弟叫做恰干拉尔·甘地。我把这个计划告诉韦斯特先生的时候，也和他一起商量。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从小就决心跟着我练习作事，对我有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没有经过讨论便赞成了我的计划，从此一直同我一起工作。机械工人戈温达史华密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他的人没有同意我们的计划，但都答应无论印刷厂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我想我不过只用了两天的功夫便同这些人把事情安排就绪。于是我立刻登广告征求杜尔班附近靠火车站的一块土地。有人以凤凰区的一块土地应征。韦斯特先生和我去看了一下，在一星期内便买下了二十英亩的一片土地。这里有一小股幽雅的泉水，还有几棵桔子和芒果树。附近还有一片八十英亩的土地，有更多的果木树，还有一所破旧的农舍。我们把这一片土地也买下来了，一共花了一千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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