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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