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你打算坐牢吗？”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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