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伦敦认识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他当时正在学习法律。当我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的大会上遇到他的时候——那一年他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又重叙旧交，并请我无论何时去巴特拿的时候，务必住到他家里去。我想起这个邀请，便写了一个条子给他，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他。他立即坐他的汽车来看我，坚请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道谢，请他指导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因为象我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火车时刻表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到穆扎伐埔，再搭当晚的火车到那个地方去。他还把我送上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当时正在穆扎伐埔。我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以后，便听见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重大牺牲，他的简朴生活和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的事情。他原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刚刚辞职。我打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到那里，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到站上来接我，虽然火车是在半夜里到达的。他自己没有住处，他寄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马尔康尼便成为我事实上的东道主。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象我这样一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把比哈尔的绝望情况、特别是狄哈特区的情形都告诉了我，并且给我指出我的任务大致将遭遇到的困难，他和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还对他们谈过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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